深港纪录片合作的Ｎ种可能 － 深圳商报报道

原文 深港纪录片合作的Ｎ种可能 本报记者 刘 瑜／文 张小禹／图

▲活动吸引了深圳影像工作者和爱好者的热情参与 　　▲香港导演张经纬 　　贾玉川 一场突降的豪雨丝毫未能阻滞深港两地纪录片工作者的会面。７月４日下午两点，一场名为“影像记录双城志放映／座谈会”在中康路８号雕塑家园圆筒艺术空间如期举行。来自香港的纪录片导演、独立电影团体、社工、基金会及中学生一行人尤其感受到此次双城影像活动对深圳影像工作者、爱好者所激发的热情。 圆筒一楼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一百五六十号观影者。在深港两地出品的纪录片放映后，讨论、提问激烈，对纪录片本身的探讨、质疑以及对纪录片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纪录片如何在深港两地融合的前行方向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发挥社会功能，则是与会两地纪录片工作者热切关注的话题：在资金、题材、运作中，两地存在Ｎ种合作的可能。 引发审美话题 贾玉川是深圳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２００２年他在采访中偶然接触到变性人，并对他们的故事产生兴趣。一开始贾玉川用照片记录他们的生活，２００６年正式用摄像机来拍摄，前后拍了２００个小时，剪辑出《那该多好》这样一部讲述一群生活在深圳的变性人生活的纪录片。 片中芊芊与小洁是一对男性亲密爱人，两人靠打针、吃雌性激素来改变生理特征；阿华是一名歌手，以模仿人妖赚钱，已做过隆胸手术，希望有朝一日有钱后通过做手术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只有风铃还是单身，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找到一位好老公。 “审美”、“道德底线”、“真实性”、“猎奇”、“文明”成为观影后人们提问的几个关键词。纪录片如何突出矛盾，在此间是否有通过事先访谈将情节重构创作的问题存在？片中一些暴露、私密的镜头令观众直言看了很不舒服。一位上了年纪的文化工作者谨慎地表示，纪录片的审美与创作者的态度紧密相关，里面有无猎奇的成分？还有纪录片反映社会有无道德底线及尺度的把握？片中记录了阿华在公众场合所做的变态色情的表演，“关于纪录片的文明与真实，大家还都需要学习。”她说。 探讨“贫穷” 香港导演张经纬带来了《歌舞升平》，片子通过访谈的形式，讲述了香港贫民的生活状态。五个领取政府援助的家庭，贫困的理由各不相同：丧偶、离婚、失业、风烛残年，但却殊途同归地生活在贫困之中。 观众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纪录片的兴趣：贫穷与尊严的关系，并从香港的贫民进而引发到深港两地贫穷的比较。这或许达到了制作者通过片子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目的。张经纬说，在拍这个片子之前，他一直在找一个定义，什么才算贫穷？香港的贫穷是不容易看见的，都隐藏在高楼之中。小时候从窗户望出去，是一大片的木屋与铁皮屋，而今三十多层的公共房屋及先进文明的配套设施早已取代了木屋区，贫穷不再是食不果腹、衣衫褴褛。联合国关于贫穷的定义是：“不能有尊严地生活下去”。来自香港青年协会的社工李大成告诉大家，香港贫富悬殊的情况很突出，有１２５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１００多万人领取政府“综援”。 走向社会 “拍纪录片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两场放映引发思考的指向是一致的。在其后的两地纪录片工作者座谈会中，张经纬说，纪录片在香港非常小众、边缘化，普遍的反映是纪录片不太好懂，就连大学生都不看纪录片，更别提进入院线放映，“拍了没人看，是件挺苦恼的事”。但张经纬显然是个在香港受欢迎的纪录片导演。他导演的《音乐人生》已进入香港院线，在上映前，四五成的预售票已卖光，这在香港纪录片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至于《歌舞升平》，去年一整年都在香港平均以每月三场不停举行放映会，深入到香港各个大学、社团以及中学。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