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深港影像记录双城志”继７月初首次活动后，本周六下午将在圆筒艺术空间再次举行。引人注目的是，主办方邀请了香港蛰伏多时的著名导演单慧珠到场，并将放映其新作《情常在——俞丽拿》。行前本报独家专访单慧珠，叙谈其职业生涯的点点滴滴。 “人道导演”的传奇人生 单慧珠的人生故事极富传奇色彩。他于１９５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０年赴港定居的单慧珠在成年后成为开创港台戏剧黄金时代的一员。１９８２年单慧珠凭《风车里的小孩》获美国国际康复电影节奖及纽约电影电视节银奖；１９８４年单慧珠拍摄的《狮子山下》系列单元剧中的《天生你才》被誉为“表现人类互助互爱崇高精神”的佳作，曾获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银奖、第二十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银奖、第十六届国际复康联会电影节戏剧组亚军。单慧珠因而赢得“人道导演”称号。 作为港台最有名导演之一的单慧珠也是香港著名的新浪潮导演之一，凭着清新写实的《忌廉沟鲜奶》、《爱情麦芽糖》及《但愿人长久》等电影瞩目影坛。她是刘德华出道时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定下刘德华担纲《江湖再见》男主角；１９８８年单慧珠开拍电影《但愿人长久》，主角江华获第九届电影金像奖“最有前途新人奖”。 １９９６年单慧珠全家移民夏威夷，淡出香江。直到２０００年回港拍摄十辑人物剧集《情常在》。因工作压力太大，患上严重忧郁症。《情常在》首播时大获好评，显示出单慧珠风采依旧。而《情常在——俞丽拿》竟成她在已完成的四辑剧集中唯一自己完成剪片的“孤品”。也因此单慧珠深圳之行备受关注。 最有成就感的作品： 《情常在——俞丽拿》 文化广场：能透露一点移民夏威夷之后的生活状况吗？ 单慧珠：在夏威夷四年，什么都做过，包括义工、老师、善终服务等等。不管有没有工作，不管身在何处，最起码我还有一个完整的家，所有东西都只是过眼云烟，和生死比起来，挫折也不过如此。 其实人到了最后就会回到最初的位置。做义工的时候，照顾过一个１００多岁的老头。老头平时不说话，只是每时每刻盯着门窗看，等待儿女来探望。儿女没来，老头就一直不说话。唯有当我扶他起身时不小心踩到脚，老头才猛然会冒出一句粗口。每次听他说粗口，我就大笑。那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最可贵的一面。 文化广场：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回香港？ 单慧珠：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亚视的《寻找他乡的故事》，边看边觉得可惜：年轻人到底阅历有限，未曾深情已停步。像我这样在他乡漂泊，又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那种百感交集、离乡背井的感触一定会更加深刻。即刻动身往温哥华、三藩市跑了一趟，收集资料回到香港推销自己。 文化广场：“无线”向你敞开大门，但要求这辑人物纪录片起码要有十集，现在想来是否小看了这压力？ 单慧珠：当时回归心切，就夸下海口答应了。确实有点不自量力，我没有拍纪录片的经验，又追求完美、追求与众不同，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文化广场：十集的片子您全程制作完成的只一部，就是讲述俞丽拿的《梁祝协奏曲》。 单慧珠：这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作品。 “６个子女是我人生最大的平衡” 文化广场：因为压力过大患上抑郁症，是否使你陷入人生低谷？复原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慧珠：我将我的身体想象成自己的６个子女：大儿子就是我的脑袋，他懂得人情世故，帮助我去考虑所有的事情；大女儿是我的心灵，她最单纯，帮助我作出判断和分析；二儿子是我的脊椎，支撑着我整个身体；二女儿是我的感官，靠她感受这个世界；三儿子是我的四肢，他外向、简单，勤劳单纯地完成每一件事；小女儿就是我身上所有我不了解的器官，我会慢慢地去了解她。这就是我所谓的“平衡”，一样的道理。喜怒哀乐，把自己的喜和乐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就足够了，怒和哀就藏心里吧，即使你说出来，别人也不会明白。 文化广场：听说您以前为了工作可以三天三夜不回家？ 单慧珠：我就是一个勤奋的人，但再勤奋，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文化广场：关于未来，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单慧珠：追求与平衡。没有满足、不断追求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但人生过程中，平衡又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人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再完美的躯壳最后也只是一个臭皮囊。单纯的生活，安静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广场：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您的近况？ 单慧珠：现在在中文大学和演艺学院担任客座教授，但正职与方向仍然是戏剧和纪录片。有缺导演的地方，我可以顶上，目前我就是个监制。 |
Tuesday, September 8, 2009
深港影像紀錄雙城誌 第二次聚會 關於單彗珠導演專訪
Wednesday, July 8, 2009
深港纪录片合作的Ｎ种可能 － 深圳商报报道
| ||||||||||||
一场突降的豪雨丝毫未能阻滞深港两地纪录片工作者的会面。７月４日下午两点，一场名为“影像记录双城志放映／座谈会”在中康路８号雕塑家园圆筒艺术空间如期举行。来自香港的纪录片导演、独立电影团体、社工、基金会及中学生一行人尤其感受到此次双城影像活动对深圳影像工作者、爱好者所激发的热情。 圆筒一楼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一百五六十号观影者。在深港两地出品的纪录片放映后，讨论、提问激烈，对纪录片本身的探讨、质疑以及对纪录片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纪录片如何在深港两地融合的前行方向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发挥社会功能，则是与会两地纪录片工作者热切关注的话题：在资金、题材、运作中，两地存在Ｎ种合作的可能。
引发审美话题
贾玉川是深圳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２００２年他在采访中偶然接触到变性人，并对他们的故事产生兴趣。一开始贾玉川用照片记录他们的生活，２００６年正式用摄像机来拍摄，前后拍了２００个小时，剪辑出《那该多好》这样一部讲述一群生活在深圳的变性人生活的纪录片。 片中芊芊与小洁是一对男性亲密爱人，两人靠打针、吃雌性激素来改变生理特征；阿华是一名歌手，以模仿人妖赚钱，已做过隆胸手术，希望有朝一日有钱后通过做手术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只有风铃还是单身，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找到一位好老公。 “审美”、“道德底线”、“真实性”、“猎奇”、“文明”成为观影后人们提问的几个关键词。纪录片如何突出矛盾，在此间是否有通过事先访谈将情节重构创作的问题存在？片中一些暴露、私密的镜头令观众直言看了很不舒服。一位上了年纪的文化工作者谨慎地表示，纪录片的审美与创作者的态度紧密相关，里面有无猎奇的成分？还有纪录片反映社会有无道德底线及尺度的把握？片中记录了阿华在公众场合所做的变态色情的表演，“关于纪录片的文明与真实，大家还都需要学习。”她说。
探讨“贫穷”
香港导演张经纬带来了《歌舞升平》，片子通过访谈的形式，讲述了香港贫民的生活状态。五个领取政府援助的家庭，贫困的理由各不相同：丧偶、离婚、失业、风烛残年，但却殊途同归地生活在贫困之中。 观众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纪录片的兴趣：贫穷与尊严的关系，并从香港的贫民进而引发到深港两地贫穷的比较。这或许达到了制作者通过片子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目的。张经纬说，在拍这个片子之前，他一直在找一个定义，什么才算贫穷？香港的贫穷是不容易看见的，都隐藏在高楼之中。小时候从窗户望出去，是一大片的木屋与铁皮屋，而今三十多层的公共房屋及先进文明的配套设施早已取代了木屋区，贫穷不再是食不果腹、衣衫褴褛。联合国关于贫穷的定义是：“不能有尊严地生活下去”。来自香港青年协会的社工李大成告诉大家，香港贫富悬殊的情况很突出，有１２５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１００多万人领取政府“综援”。
走向社会
“拍纪录片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两场放映引发思考的指向是一致的。在其后的两地纪录片工作者座谈会中，张经纬说，纪录片在香港非常小众、边缘化，普遍的反映是纪录片不太好懂，就连大学生都不看纪录片，更别提进入院线放映，“拍了没人看，是件挺苦恼的事”。但张经纬显然是个在香港受欢迎的纪录片导演。他导演的《音乐人生》已进入香港院线，在上映前，四五成的预售票已卖光，这在香港纪录片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至于《歌舞升平》，去年一整年都在香港平均以每月三场不停举行放映会，深入到香港各个大学、社团以及中学。 |
深圳文匯報 － 影像紀錄雙城誌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李望賢、實習記者呂榮深圳6日電】香港著名紀錄片導演張經緯，日前在深圳雕塑院圓筒藝術中心舉行了其作品《歌舞昇平》的放映暨「影像記錄雙城志交流會」(見圖)，吸引了深港兩地不少獨立電影人參與，當日現場加映了深圳導演賈玉川的紀錄片《那該多好》，體現深港交流的主題。張經緯表示，深港目前文化之間的交流貧乏，隨著一簽多行政策的實施，深港進一步融合，可以考慮成立一個有助交流兩地獨立影片的機構，發掘更多社會題材，對深港一些社會議題的互相理解極具建設性。
張經緯說，香港跟深圳雖然住的很近，但文化交流方面幾乎為零，現在深戶居民可以隨時來香港，而記錄這個雙子城的融合過程是兩地紀錄片工作者的使命。通過兩地電影人的鏡頭，讓人看到不同的深圳和香港，「事實上，現在有些內地導演拍到的一些香港社區題材的作品，跟香港本土作者就很不一樣。同樣，香港的紀錄片工作者亦可以通過更多的深港溝通而找到一些在香港沒有的題材。」
他指，現在流行的社區影像在雙城規模上就大有可為。未來亦可以考慮透過交流機構，從不同渠道搜集一些雙城的社區影像，讓兩地的導演就同一素材進行剪接製作。「最後肯定出來的作品會很不一樣。這些本來相同後來迥異的作品，必然產生的對話和討論，對深港社會提議的互相理解很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