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纬 为小人物留下史诗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吴玉光 发自香港
日期：2012-07-13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命运接着一个命运，各种命运交错在一块。”而记录者与它们相遇
张经纬，1968年出生于香港，导演、编剧，执导的《音乐人生》曾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辑奖，以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奖。编剧作品有《上帝的苹果》、《天水围的夜与雾》。（图/本刊记者 大食）
3年之前，“云之南”影展期间，大陆纪录片导演周浩（代表作有《高三》《龙哥》《书记》等）告诉我，入围影展的绝大多数作品对他而言毫无新鲜感，但有一部是他自认拍不出来的。那部影片是《音乐人生》，导演叫张经纬。
在纪录片导演中，张经纬是个异类。相比所谓的社会意义，他似乎更在意纪录片的人物性和可看性。其实比“纪录片”更多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是“电影”、“故事”这样的语词。而他那些剪辑繁复、音效精良的纪录片，也确实比多数电影更会讲故事。
此后，也正是凭着《音乐人生》，张经纬拿下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最佳音效等3个奖项。不久该片又成为第一部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的纪录片，他本人拿到新晋导演奖。《音乐人生》进入香港的影院，播映数百场，创出一个小小的奇迹。
在许多人印象中，拍纪录片是个“苦逼”活儿，单调枯燥的摄制，反反复复的剪辑，数年内带着同一部片子，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影展，无望地寻找着下一笔拍摄资金。张经纬不以为然，“就算剧情片资金也是大问题，问别人要钱从来就很难对不对？反正我还能继续拍下去。”
从《歌舞升平》（2007）《音乐人生》（2008）《墨绿嫣红》（2010）到最近的《一国双城》（2011），他所拍摄的人，无论贫穷或富裕，似乎有一个共性：生活在边缘状态。也许他所希望的，是为小人物们留下一部史诗。
与音乐有关的人生
如果你看过《音乐人生》，也许曾留意到片尾那一长串乐曲名：从贝多芬到拉赫玛尼诺夫，一共13首。这并不奇怪，这部片子本就跟音乐有关。但张经纬的其他作品对音效也很用心。在他看来，只用原声未必是纪录片的最优选择，音乐对结构有很大帮助，可以令观众更投入。
自11岁到26岁，张经纬拉过15年大提琴，梦想做第二个马友友。一度担任香港小交响乐团第二大提琴手，并在香港管弦乐团兼职。尽管小交团团友泼冷水说“读硕士有什么用？几年后回来还不是坐我旁边拉琴”，他还是决定去美国进修。
不料留学的结果是放弃了音乐。在布鲁克林学院，他是乐团首席大提琴，并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首席小提琴五条秀美（他现在的公司叫“秀美制作”），却也因此发现自己在音乐方面天分有限。乐团演奏乱了，他只知道乱了，太太却知道乱在何处、为何会乱，并设想解决办法。据说莫扎特听一次乐曲就能默写乐谱，太太听数次也能默写，而他没这个本事。
尽管主修的音乐只差一次演奏会就可以拿到硕士了，张经纬还是选择转修哲学。在布鲁克林学院，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随心所欲游学10年，哲学、美术、历史几乎都可以拿学位，最终却成了导演和编剧两门主课都没修的电影学学士。因为他的短片《Farewell Hong Kong》进了圣丹斯影展竞赛单元，学校便“特事特办”。只不过他刚刚“告别”香港，却又急着赶回去，结果连毕业证书都没带走。
回到香港，张经纬已经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他拿出所有存款——两万港币买了一台索尼数码摄像机开始找题材。恰巧老同学担任香港校际音乐节总监，邀请他去看比赛，便跟拍了十几个学生。之后这一计划因他着手拍摄香港电台委托的剧情片《汶静的故事》而中止。直到2007年他才又想起未完成的处女作。
张经纬找到那些学生中他最感兴趣的黄家正做采访，“感觉特别好”，便决定以他为主角继续拍摄。第一次正式拍摄前，十分情绪化的家正突然说，“不要来拍吧，还不到时候。”张经纬已经约好所有的工作人员，只好和他的团队赤手空拳去听家正所指挥的乐团的排练。第二次家正又想延期，张经纬“投诉”，“家正，我约好了所有人，我每天都要付钱的。”家正说，“不早说？其实上次要拍也可以。”
这个特异的天才7岁开始学钢琴，11岁拿到香港校际赛冠军，远赴英国、捷克巡演并录制CD。当时他每天只练一小时钢琴，“用脑想就行了，随时，现在……”6年之后，他不再那么星光四射，甚至因经常缺课被学校投诉。张经纬问他怎么看待其间的变化，家正说他“极度记得”父亲的责问，他也因这个问题迷失了两年。
有时他憎恨音乐，只为了比赛和考试那种。他所在的拔萃男书院获得校际赛冠军，众人狂呼：“音乐王国，舍我其谁？拔萃！拔萃！……”他格格不入。他说他很小就已明白，若对音乐有高层次的体验，就会知道为了比赛的音乐毫无意义。所以他不会参加考级，室内乐比赛他坚持选用超凡脱俗却会因超时而被扣分的曲目。
老师罗乃新问过他，知不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或者成功的人，除了才华最要紧的是什么？谦虚。家正绝不谦虚，他说自己是“魅力领袖”，告诉妹妹家瑶：“相信我是智慧的开端。”父亲黄医生告诉他，做领导最好的方法是赞美人。家正最爱批评人，只要对方的表现不够优秀，即使对哥哥家立也不留情面。他有一句夸人的话大概是跟罗老师学的：“Much better.”——只是“好多了”而已。
罗老师弹钢琴是为了荣耀神。世上有没有神家正想了很久，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世界真是这么简单么？在Facebook的信仰一栏，他写的是追寻真理。能否找到并不重要，探索本身就是体验和成长。他研究《易经》、八字、宗教，有时成败在天的宿命感让他稍觉安定。相比收入可观的演奏家，他更想做一个意涵丰富的“human being”。指挥乐团排练时他让大家看着他，“谱只是纸，我是个人，比谱有趣多了。”他坚持读音乐的原因是想用音乐指引人生。
家正很小时就想，我很快乐，但有许多人不快乐，世界不完美，全部人死光重新开始。（7岁）“最初为什么会有人？迟早都要死的，不如早点死啦。我经常想，不如长大后，让所有人来到一个地方，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有权结束自己生命，人也会问自己为什么生存，我不会自杀，因为我想多活一点点。”（11岁）“如果有神，为什么这世界不公平？为什么会有人科学解释不了。我一直在追寻答案。”（17岁）
拍完《音乐人生》后，黄家正回美国继续读音乐，据说，他至今没看过这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纪录片。
歌舞升平时代的局外人
在纽约生活的那10年，张经纬对曼哈顿楼宇中生活的人完全“无感”；回到香港，“一看见那个房子（公共房屋）那个窗户，我就有很多幻想：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他们以什么为生，这时正在做什么？”
1968年，张经纬降生于荃湾的一所医院，就在我们进行访谈的地点附近，他开玩笑说我们正悬空坐在一片当年的菜地上。此前一年，香港发生左派工会暴动；之后几年，荃湾成为香港首个向城市转型的乡村。小时候他家住在12楼，已经是荃湾的最高楼层，从窗户望出去，对面有大片非法搭建的木屋和铁皮屋，穷人的生活极刺人眼目。
这种“绝对贫穷”的生活，他第一次回老家深圳湖贝村时更深深领教过。那年他才10岁，为了给穷亲戚带去点物资，身上多套了好几件衣服，脚上也穿了两三对袜子，因为直接带东西入境要打很高的税。当时的回乡证不是证，而是一个本子，连一块手表、一支圆珠笔都要记上，以免港人“走私”。走出罗湖关口他正想扔掉手上的塑料袋，一个中年女人就迎上来向他讨，拿到袋子后生怕他改主意，转身急步离去。
现在的香港已经没有绝对贫穷，“没人会饿死，除非你不要任何帮助。”对面的贫民聚居区已经被高楼和百货公司取代。“相对贫穷”的人群搬进附设先进配套设施、三十多层高的公共房屋。香港再也“看”不见贫穷，尽管其贫富差距已名列全球第5（2006年数据）。
《歌舞升平》所记录的，正是香港相对贫穷的5个家庭，歌舞升平时代的局外人。英文名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大约取自勃朗宁诗句“God's in his heaven；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上帝在其天堂，世间一切安好。”“以前大家都穷，我没鞋穿你也没鞋穿，没有问题。现在为什么你住那样的房子我住这样的房子？那就很难受了。”
明明“太平盛世”，他们偏偏走了下坡路。跌落的第一步，也许是失业（朱希），也许是丈夫去世（曼玲），也许是被拆迁（拉旺），也许是家庭暴力（娣姐），也许是孩子吸毒（金水），共同点是一旦跌落再难逆转。陷于贫困，苦于贫困，终于，适应贫困，习惯贫困，对生活不再有期许，殊途同归，领取“综援”（香港政府为低收入人士或家庭所提供的救助金）。然而疑问也不时涌上心头：不比别人笨，不比别人懒，为何这样的命运要轮到我来承受？农历新年香港政府燃放数万支烟花贺年”80岁的金水步履蹒跚上到天台，坚持透过高楼的狭缝，远眺那可望不可及的富贵团圆。观望——过年，对穷人的意义便是如此。
新片《一国双城》所讲述的，仿佛是第6个家庭的故事，只是主角仍未放弃抗争。这部片子历时4年。除了拍摄瑛雪和她的儿子，张经纬还采访了她的家人、朋友、亲戚，并跟随她远赴泉州。在70分钟的影片里瑛雪说话极少。“像她这类小人物多半不善于言辞，但却绝对值得用一部纪录片来讲述。”
瑛雪出生在福建泉州乡下。父母在她幼年时先后移居香港，随后是兄弟姐妹们，她却因当地的“遗子政策”独留故乡。国家发展需要外汇，留下子女，海外的家人才会寄钱回国内“建设家乡”。瑛雪就是这样一个“人质”。她在远离亲人的环境中读书、打工、结婚，有可以安居的房子，却总觉得香港才是家。探望父母期间她在香港生下孩子。因为没有居留权，不能在港工作，只能靠孩子的综援过日子，每隔数月回泉州去签注港澳通行证。丈夫在她奔波于相隔千里的双城之间时有了外遇，她选择离婚，此后却又和他生下女儿。最后她带着一双儿女回泉州续证，返港前想带子女去祭拜祖坟，在山上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竟找不到祖先的踪迹。
总还是有人爱听故事的
2004年的某天，张经纬接到导演许鞍华的来电。两人见面后谈了一下午，决定把发生不久的金淑英一家灭门惨案（丈夫李柏森杀死妻子金淑英及两个女儿之后自杀）拍成纪录片。为了解整个事件，他们采访了金淑英曾寄居的收容所，她的朋友、邻居和家人。在金淑英家，张经纬躺在她曾经的床铺上，彻夜难眠，悬想着这个四川女孩貌似走向光明却终于坠入黑暗的命途。
因题材阴暗找不到投资，他次年写就的剧本长期搁置，直到《天水围的日与夜》大获成功，才以《天水围的夜与雾》之名义起死回生，纪录片变成剧情片。不过他自己倒“因祸得福”。因为许导心里一直放不下那个故事，不时跟他探讨、外出调查，他仿佛跟着她做学徒，磨练了学院不曾教过的手艺。后来他拍的纪录片，许鞍华多半是顾问。
在张经纬看来，最奇妙的是每次拍片都有不同的体验，仿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旅程。“其实我拍片很简单。我拍好看的、我觉得对的——这个对就是它的确反映镜头后的我对它的理解。真实性和道德感，不在于你有没有拍到，或镜头里面有没有，而在于拍摄中跟拍摄对象的交流，剪辑时对电影规律的把握。”
片子剪出来后观众怎么看，他没法控制。比如他认为黄家正的父亲宽容、开明，有些观众却觉得他有中产阶层的虚伪。“我不想解释，每个人都以他的主观情感、生活经验，将意义赋予电影。”
所以每部片子最初的放映会，他一定在场，不是为了把剪接时已看过不下千遍的片子再看一遍，而是坐在最后排最角落的位置“看观众怎么看”，“观察他们会不会突然离场再不回来”——这是片子不好看的有力证明。观众中途去洗手间的位置他也不会放过。因为他最长的片子不过90分钟，观众中途去方便可能是片子的叙事或剪接节奏有瑕疵。跟同事们讨论时，“小便位”常被用来形容节奏松散之处。
2008年放映《歌舞升平》，全年四十多场张经纬几乎场场都参加。每月看三四批不同的观众，比去读电影学院学得更多、更有意思。最开心的是天水围那场。起先他还担心居民因为教育程度会觉得闷，结果他们边看片子边很起劲地评论。评论很粗俗，他却极兴奋，“这说明他们看懂了，看得有反应。他们没跑去小便，从头看到尾。”
这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虽然媒介形式不同了，但总还是有人爱听故事，“你的故事有10个人听，就问那10个人要钱。你的故事只有你爸爸妈妈爱听，你就找你爸爸妈妈去支持你。只要真能把故事说好，听故事的人永远在那边。”
（感谢黄雪莉小姐为采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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