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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17, 2008

窮人是如何消失的 (刊於星島) - 鄧小樺

這是節錄自2008年5月7日鄧小樺的blog。原文有兩篇,這裡只是其中一篇。


窮人是如何消失的
鄧小樺


是我的錯覺嗎?電視新聞愈來愈近於消費雜誌,窮人或草根階層是在特異情況下才會出現,節日期間固然充斥鼓吹消費的華燈名店影像,又報導千萬巨鑽珠寶——電視媒體常常強調air time的珍貴,可是這些巨鑽和多少香港人有關係?從什麼人的眼光看來是值得報導的?令人啼笑皆非。連新聞都在打造中產以上的消費感覺,電視劇就更超現實:92年劇集《大時代》講方家貧窮住公屋,設景真是家徒四壁,現在設景則是打份寫字樓工都有逾千呎寬廣家居、必備液晶體電視。霍震霆稱香港的120名奧運火炬手有代表性、是「社會縮影」,這縮影裡哪有無權無勢的低收入青年或老人、打工仔或主婦、曾經為香港繁榮貢獻過力量的基層之身影?似乎愈光榮愉悅的時刻,就愈不會想起窮人。

齊格蒙.包曼淺明而具力度的著作《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理性思考筆觸詩意,描寫了窮人在消費社會裡,如何被逐漸隱去、逐出公眾關注的焦點、趕出公共場所流放邊緣、被掛上不道德與罪惡的標籤,到最後是社會自以為對這群人毫無道德責任。香港窮人被處理到上述哪個階段?他們被看見的機會確是愈來愈少。工業時代並不如此,因為窮人是勞動力預備軍,企業則以聘請大量的工人去顯示實力,廣告多強調工作的幸福感。可是,消費社會則要遮蔽「工作」,以免減低消費的輕盈感;整個社會在維持一種幻夢:人人都在消費、必須消費、消費愈來愈高,人以消費來作為社會成員的身份,於是沒有消費能力的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沒有擔負起社會一份子的責任,即是不道德的。在消費社會裡,窮人被打造成異類、怪物、他者——即是說,我們靠對他們的負面印象,來讓自己自覺幸福、正常、道德。


窮是集體記憶


相對於社會漂浮在中產以上生活的當下幻覺裡,對許多已達中產以上生活標準的人,要讓之理解貧富懸殊的嚴重、再站在失敗者那一邊,其實純資料性地揭露社會真相是不夠的;現在也許必須訴諸「記憶」,如六、七十年代的穿膠花養家、徙置區經驗等等,才能讓已經遺忘貧窮的人,重新做到將心比己。以前的電影電視會以工廠妹、打工仔為主體,現在大眾媒體裡普遍是一種從中產優皮、管理層眼光出發的景色,以為整個社會一同起飛、世上再無窮人——看來是「香港故事」的版本出了問題。「以個人努力達致飛黃騰達」的香港故事,尤其掩蓋了那些不曾起飛或中途墜落的低下階層所面對的,其實是個人無法改變的大環境壓迫,如經濟結構轉型令整個行業消失,跨代貧窮影響階級流動,常人無法獨力對抗。

在社會徹底失憶之前,必須將香港故事改寫得比較公平;香港社會也該建立一種同情弱者的共識,即知道援助弱者不是因為個人感情豐富,而是一個文明社會應有的素質,否則表面中產的香港其實只是原始的殺戮社會。


學習慚愧和幽默


電視節目「一百萬人的故事 了解.關懷」引起大迴響;是因為有明星號召,社會大眾再次在「非嚴肅節目」的期待下,遭遇嚴肅的社會問題,這和在時事節目裡看見窮人,是不同的。很多人抨擊明星不知民間疾苦;比如吳君如問「為何不吃個飯盒」當然有點像「何不食肉麋」,但鏡頭捕捉了吳發現自己問錯問題的慚愧,這格外值得重視。那種問錯問題及失措,發問的主體與社會上的他者面對面,正面接觸貧富懸殊而發現荒謬。對他者的態度裡,我們其實正在看見自己。我樂意見到明星代眾人演繹一個慚愧的主體(讓人感覺稍稍負面的),這比打造完美形象真實。香港人很少覺得慚愧。而我們會同情以至慚愧,不是求別人的讚賞,而是視乎自己對自己的人格要求。

推動社會改革,煽情比較有力,我其實已經接近無所求。藝術工作者喜歡反其道而行,今年電影節就有一套樂施會贊助的紀錄片《歌舞昇平》,裡面的窮人性格突出、說話幽默,畫面清新悅人,不陳腐煽情——但看完只記得角色,不太記得貧窮是個不公平的現象。我想起《窮人是懶人?!》,這本出色的bookazine出版於1999年政府削綜援及帶頭打造「窮人是懶人」之後,享譽港台NGO界。書裡有豐富個案、現象、理論,數字和資料或者已過期,但它表現了一種前進的態度,就是要以新的眼光去審視社會上對貧/富的文化分界,讓貧窮者的文化能夠反過來挑戰富者的文化。書裡解釋「爛泥扶唔上壁」、「手停口停」等日常口語,除了批判性現實感,竟還有清新的幽默。我經常都問自己,奢華、工作至上、善於鑽營等真是人必須有的質素嗎?逛商場是最佳生活節目?節日定要去看煙花?貧窮也源於文化偏見,無窮地追逐消費社會主流的生活標準,只是被紅蘿蔔欺騙的驢子。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整體,如要達致精神脫貧,必須在文化上有反思和拒絕消費主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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