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是如何消失的
鄧小樺
是我的錯覺嗎？電視新聞愈來愈近於消費雜誌，窮人或草根階層是在特異情況下才會出現，節日期間固然充斥鼓吹消費的華燈名店影像，又報導千萬巨鑽珠寶——電視媒體常常強調air time的珍貴，可是這些巨鑽和多少香港人有關係？從什麼人的眼光看來是值得報導的？令人啼笑皆非。連新聞都在打造中產以上的消費感覺，電視劇就更超現實：92年劇集《大時代》講方家貧窮住公屋，設景真是家徒四壁，現在設景則是打份寫字樓工都有逾千呎寬廣家居、必備液晶體電視。霍震霆稱香港的120名奧運火炬手有代表性、是「社會縮影」，這縮影裡哪有無權無勢的低收入青年或老人、打工仔或主婦、曾經為香港繁榮貢獻過力量的基層之身影？似乎愈光榮愉悅的時刻，就愈不會想起窮人。
齊格蒙．包曼淺明而具力度的著作《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理性思考筆觸詩意，描寫了窮人在消費社會裡，如何被逐漸隱去、逐出公眾關注的焦點、趕出公共場所流放邊緣、被掛上不道德與罪惡的標籤，到最後是社會自以為對這群人毫無道德責任。香港窮人被處理到上述哪個階段？他們被看見的機會確是愈來愈少。工業時代並不如此，因為窮人是勞動力預備軍，企業則以聘請大量的工人去顯示實力，廣告多強調工作的幸福感。可是，消費社會則要遮蔽「工作」，以免減低消費的輕盈感；整個社會在維持一種幻夢：人人都在消費、必須消費、消費愈來愈高，人以消費來作為社會成員的身份，於是沒有消費能力的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沒有擔負起社會一份子的責任，即是不道德的。在消費社會裡，窮人被打造成異類、怪物、他者——即是說，我們靠對他們的負面印象，來讓自己自覺幸福、正常、道德。
窮是集體記憶
相對於社會漂浮在中產以上生活的當下幻覺裡，對許多已達中產以上生活標準的人，要讓之理解貧富懸殊的嚴重、再站在失敗者那一邊，其實純資料性地揭露社會真相是不夠的；現在也許必須訴諸「記憶」，如六、七十年代的穿膠花養家、徙置區經驗等等，才能讓已經遺忘貧窮的人，重新做到將心比己。以前的電影電視會以工廠妹、打工仔為主體，現在大眾媒體裡普遍是一種從中產優皮、管理層眼光出發的景色，以為整個社會一同起飛、世上再無窮人——看來是「香港故事」的版本出了問題。「以個人努力達致飛黃騰達」的香港故事，尤其掩蓋了那些不曾起飛或中途墜落的低下階層所面對的，其實是個人無法改變的大環境壓迫，如經濟結構轉型令整個行業消失，跨代貧窮影響階級流動，常人無法獨力對抗。
在社會徹底失憶之前，必須將香港故事改寫得比較公平；香港社會也該建立一種同情弱者的共識，即知道援助弱者不是因為個人感情豐富，而是一個文明社會應有的素質，否則表面中產的香港其實只是原始的殺戮社會。
學習慚愧和幽默
電視節目「一百萬人的故事 了解．關懷」引起大迴響；是因為有明星號召，社會大眾再次在「非嚴肅節目」的期待下，遭遇嚴肅的社會問題，這和在時事節目裡看見窮人，是不同的。很多人抨擊明星不知民間疾苦；比如吳君如問「為何不吃個飯盒」當然有點像「何不食肉麋」，但鏡頭捕捉了吳發現自己問錯問題的慚愧，這格外值得重視。那種問錯問題及失措，發問的主體與社會上的他者面對面，正面接觸貧富懸殊而發現荒謬。對他者的態度裡，我們其實正在看見自己。我樂意見到明星代眾人演繹一個慚愧的主體（讓人感覺稍稍負面的），這比打造完美形象真實。香港人很少覺得慚愧。而我們會同情以至慚愧，不是求別人的讚賞，而是視乎自己對自己的人格要求。
推動社會改革，煽情比較有力，我其實已經接近無所求。藝術工作者喜歡反其道而行，今年電影節就有一套樂施會贊助的紀錄片《歌舞昇平》，裡面的窮人性格突出、說話幽默，畫面清新悅人，不陳腐煽情——但看完只記得角色，不太記得貧窮是個不公平的現象。我想起《窮人是懶人？！》，這本出色的bookazine出版於1999年政府削綜援及帶頭打造「窮人是懶人」之後，享譽港台NGO界。書裡有豐富個案、現象、理論，數字和資料或者已過期，但它表現了一種前進的態度，就是要以新的眼光去審視社會上對貧／富的文化分界，讓貧窮者的文化能夠反過來挑戰富者的文化。書裡解釋「爛泥扶唔上壁」、「手停口停」等日常口語，除了批判性現實感，竟還有清新的幽默。我經常都問自己，奢華、工作至上、善於鑽營等真是人必須有的質素嗎？逛商場是最佳生活節目？節日定要去看煙花？貧窮也源於文化偏見，無窮地追逐消費社會主流的生活標準，只是被紅蘿蔔欺騙的驢子。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整體，如要達致精神脫貧，必須在文化上有反思和拒絕消費主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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